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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時代﹕現在是什麼時刻？(林慈信牧師)
作者:rabbit 日期:2009-03-31
現在是什麼時刻？人類的歷史已進入什麼時代？教會應如何回應？
對我們福音派信徒而言，分析研究歷史的進展，分辨目前的歷史時刻，素來不是我們屬靈傳統的一部分。除了認清主必快來，我們必須脫離世界，努力傳福音，分別為聖，追求聖潔，我們的屬靈觀是分隔的﹕屬靈的管屬靈，屬世的管屬世，兩者毫無相關。近年來有了轉變。在我們眼前發生的事﹕天災人禍，回教的復甦，家庭與道德的崩潰，同性戀群體的政治力量，新紀元運動與異教的興旺，福音派神學與教會的無能，上帝的話在教會與講壇鬧饑荒，教會裏市場學大行其道，世俗心理學取代《聖經》輔導，上帝的兒女們饑餓，令人擔憂，我們不得不問﹕我們究竟處於什麼時刻？而我們自己的生活，和教會的事工模式，也不知不覺的越來越屬世。教會在世界裏，可是世界不可侵入教會裏。事實如何？
我們拒絕世俗文化，事實上卻被世俗文化侵蝕。我們像在鍋子裏的青蛙，水燒的越來越熱，卻不知自己將快被燒死。
I
現在是什麼時刻？
從西方思想與文化史來看，我們已處於後現代時期 (postmodernity)。「後現代」有別於「現代」，後現代批判現代文化，卻又是現代文化的延伸。「現代性」(modernity) 是什麼？現代文化自十六世紀文藝復興 （the Renaissance）開始，強調個人的絕對自主，拒絕服從權威（特別是宗教的權威），相信科學（嚴格說是迷信科學），相信理性。十七、十八世紀理性主義 (rationalism) 和實驗主義(empiricism)，是啟蒙運動 (Enlightenment) 的代表，是早期現代思想的象徵，代表人物是笛卡兒 (Descartes)，史賓諾沙 (Spinoza)，洛克 (Locke)，休謨 (Hume) 等。到1790年代，康德 (Immanuel Kant) 把人類理性和科學的自主再推一步，徹底拒絕權威，將宗教信仰與倫理道德置於理性科學範圍之外的所謂「真理界」，卻限制理性與科學探討事物的外表；至於真理（上帝，自由意志，永生，愛，倫理等），則不是人的理性可以知道的。康德是現代思想的分水線；十九世紀的哲學，可以說是後期的現代思想，都深受康德的影響，以主觀取代客觀，相對取代絕對，如浪漫主義 (Romanticism) 主張真善美是主觀的；唯物主義 (materialism, 代表人物是費爾巴哈Ludwig Feuerbach 和馬克思 Karl Marx) 拒絕承認靈魂與上帝的存在；歷史批判與《聖經》批判；達爾文的進化論等；到存在主義 (Existentialism，代表人物有祁克果Soren Kierkegaard與沙特Jean Paul Sartre) 和虛無主義 (nihilism) 結束。唐崇榮牧師說十九世紀所提倡的思想，廿世紀成為其實驗室，把這些拒絕真理的思潮付諸行動，因此廿世紀可說是「愚蠢的世紀」，真是一針見血。
後現代思想 (postmodern thought) 與後期的現代哲學 (late modern thought) 一樣，是徹底的人本主義，拒絕順服上帝與上帝話語的權威，相信人的自主，尤其是主觀的，感覺的自主。因此，拒絕正統《聖經》信仰的，篤信現代思想，例如深受存在主義影響的新正統神學（Neo-orthodoxy﹕ 巴特Karl Barth，布倫納Emil Brunner，托倫斯T.F. Torrance是代表思想家）的福音派人士，雖自認是「福音派」（比較準確的稱謂是「新福音派」Neo-Evangelicals），卻缺乏內在能力批判後現代思想。這點可以從過去廿年來香港某些華人神學家的言論和文章看出。他們致力面對當代思想，與普世神學界對話，可是不能提出從《聖經》出發的啟示，只能參與世俗神學界的討論，結果被世俗思想吞沒。如新派神學的開山祖士萊馬赫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一樣，他們的動機是可欽佩的，向現代知識分子作見證，試圖證明基督教信仰符合當代思潮，可是放棄了《聖經》絕對的權威，視《聖經》無誤等教義為過時，因此弄巧反拙。這是教會講壇鬧饑荒的重關鍵性原因之一。
後現代的典型宗教信仰是新紀元運動（New Age Movement，特別是指西方的後現代），相信人就是上帝，上帝就是人；上帝與宇宙同一，自然界就是上帝；而人類與自然界同一，是徹底的「一元論」 （monism）和「泛神論」。這方面的分析，可參考瓊斯博士(Dr. Peter Jones) 的網站﹕Christian Witness in a Pagan Planet (www.cwipp.org)。後現代的典型哲學思想是解構主義，其代表人物是達理達(Jacques Derrida)，相信「文本死了」，「作者死了」，「讀者死了」，意思是﹕宇宙裏沒有意義，文字沒有意義，作者原來的意思是找不到的。福音派神學家對解構主義最中肯的介紹，是三一神學院范浩沙 (Kevin J. Vanhoozer) 的 Is There a Meaning in This Text? （中譯﹕《神學詮釋學》，校園出版社，2007； 筆者認為范氏對解構主義太客氣，大可作出更強烈的批判與回應，可是他對解構主義的詮釋卻是詳細、中肯的，此書不可不讀。）
人類的靈魂在哪裏？誰帶領我們的下一代，教導他們「文本有意義」，我們可從研讀《聖經》開始，建立文字、話語的意義，進而建立人類的思想、文明？
II
現在是什麼時刻？
從中國歷史的進程來看，十九世紀鴉片戰爭（1839~42）以來，中國面對列強的侵略，在國際舞台面前「站起來」，洗脫國恥，這段歷史可說已經結束。目前中國和海外華人（「文化中國」）所面對的挑戰，與西方世界差不多沒有什麼兩樣﹕家庭與道德崩潰，生態危機，資本主義帶來的人與人之間的疏離，物質至上，享樂主義，貧富懸殊，能源危機，教育界面對「自我的一代」(the “Me” generation) 的無能，資訊的泛濫，和東方宗教的復甦（中國政府鼓勵拜孔子，等）。中國教會已從文化革命（1966~76）時代的農村家庭教會在受逼迫中復興時期轉化到城市教會時期。在今天的中國，城市教會如何，直接影響到農村教會如何。1978年開始浮現的「文化基督徒」（指在中國研究基督教的學者﹕Scholars in mainland China studying Christianity）已經邁向成熟，從早期的向西方尋找資料，初步翻譯的嘗試，到目前的經典翻譯和注釋，說明基督教作為一個社會制度，一個人類的宗教，已經從中國社會的邊緣進入到「主流的邊緣」(margin of the mainstream)。
在目前的中國，基督教內部的發展又如何？因為多年來福音派著重個人的宗教經歷，傳福音，教會增長，而忽略神學思想的發展，護教與對文化的批判與重建，因此目前最新的趨勢，乃是「新福音派神學」（neo-evangelicalism）在國內日趨重要，吸引城市裏的牧師與專業人士基督徒；強調活動，聯繫，人際關係，試圖脫離過去基要信仰的狹隘、關閉。過去卅年，中國教會受到普世教會的關懷、支持，已經從上一代的單純進入到功利主義和其他世俗的現象，和海外福音派沒有太大的分別。
中國的靈魂在哪裏？中國教會的靈魂又在哪裏？誰來為中國的靈魂哭泣？誰願意一個一個生命的，以上帝的話語建立中國人的靈魂，一個一個小組地建立中國教會的靈魂？沒有捷徑，只有努力耕耘的挑戰。
III
現在是什麼時刻？
從福音派教會與神學的趨勢來看，目前正是福音派教會逐漸（或快速）失去正統信仰的時刻。福音派的教會從宗教改革 (Reformation) 繼承了扎實、豐富的傳統，強調惟獨《聖經》（信仰生活最高的權威，教會不是），惟獨基督（神人之間唯一中保，聖人不是），惟獨恩典（人不可靠自己行為得救），惟獨信心（人不可藉聖禮或好行為得救），和惟獨為了上帝的榮耀（救恩，人生與整個宇宙的目標）。宗教改革第二代的英國清教徒運動（Puritanism, 1555-1710）將宗教改革所重新發現的純正福音（十字架，悔改的信息），向英國大小城鄉宣講，帶來整個社會的基督化，福音化。18世紀初有德國的敬虔運動（German Pietism, 是清教徒第三代的後裔），1730-40年代由衛斯理 (John Wesley) 和愛德華滋 (Jonathan Edwards) 作代表的「大覺醒」復興（The Great Awakening, 清教徒的第四代後裔），使英語，德語世界的教會得從《聖經》和與神直接的親密關係，經歷了更新，進而推動社會改革，海外宣教，普及教育，兒童主日學，廢除奴隸制度，慈善事業等運動。這是我們的屬靈遺產，福音派目前卻忽視它，因此我們正在失去我們的靈魂。
「福音派」一詞，原指離開天主教的基督新教（Protestantism），特別是德語與西班牙語世界。18世紀大覺醒運動之後，凡受到大覺醒運動影響的第二，三，四代英國基督徒，都被稱為「福音派」(the Evangelical Party)，如校園團契運動（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Students）的先祖西面（Charles Simeon，多年在劍橋市聖三一堂牧會，訓練學生，後來這些學生創辦了聖經公會，宣教差會等），終生致力廢除黑奴制度的英國國會議員William Wilberforce等。在美國，南北戰爭（1861-65）之前，多數牧師都關注社會改革，與傳福音並不對立，如Henry Ward Beecher （紐約市公理宗牧師，最著名講道家之一）與Jonathan Blanchard（惠敦大學 Wheaton College創辦人）等。內戰時期，改革宗長老會 (Reformed Presbyterian Church of North America) 領先經營「地下鐵路」(the underground railroad)，收藏、運送逃離主人的黑奴。
從上述的簡介可看出，「福音派」絕不僅是著重讀經、禱告、傳福音、過聖潔生活的基督徒，更不能被社會學家約化為「任何喜歡葛培理的人」 (anyone who likes Billy Graham)。福音派有《聖經》、神學、敬虔、復興、宣教、護教、社會服務與改革等的豐富傳統。可是1870年代起，自由派神學從歐洲打進美國的神學院，美國教會受到嚴峻的挑戰。回應自由主義，從《聖經》信仰從事護教的，首先有普林斯頓神學院的賀治 (Charles Hodge)與華爾菲德 (Benjamin Breckinridge Warfield, or B.B. Warfield)，直到1920年代該神學院（與長老會總會）被自由派人士壟斷。1898年，荷蘭首相（也是Free University of Amsterdam的院長，系統神學家）亞伯拉罕凱波爾(Abraham Kuyper)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演講，向美國教會呼籲，不要步歐洲教會的後塵；他大聲疾呼，說人類文明永遠是偶像敬拜和敬拜真神之間的鬥爭。1900年代，不同宗派、學派的福音派領袖在《基要》 (The Fundamentals) 的一系列書籍裏都發表了正統信仰的講述，是一個值得回顧、效法的跨宗派護教運動，建立一個宗派、學派之間的見證，重申純正信仰，聯合眾宗派的信徒。
福音派教會有否把凱波爾的信息放在心上？回顧歷史，我們不難看見1890年代是學生海外宣教志願運動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 簡稱SVM) 的黃金時期，慕迪 (Dwight L. Moody) 所宣講的簡單的福音（用獨立機構的形式，大型佈道的方法，避免教義上的護教，見George Marsden, Fundamentalism and American Culture 一書）對英美大學生的影響到了高峰，該運動的靈魂人物慕特先生(John R. Mott) 的口號是﹕「在這一個，我們的世代，把福音傳到全世界」 (The evangelization of the world in this our generation)。西方工業革命帶來社會上富裕，和貧富懸殊；英國的「維多利亞時期」是大英帝國的顛峰期 (“The sun never sets on the British Empire”)，宣教運動在這時刻把福音傳到中國，印度，非洲，拉丁美洲等世界各角落。聖經學校（Bible institutes），如宣道會的宣教士訓練學校(The Missionary Training Institute, 今Alliance Theological Seminary 與 Nyack College)，慕迪聖經學院（今Moody Bible Institute）得等紛紛在各城市成立。
可是，教會和宣教士的人數雖然日增，聖經學院在成長，教會的內部，特別在真理、教義上卻日趨腐爛。自由派神學首先進攻神學院（1870-1880年代），到了廿世紀初，已經在講台上看得出；1920年代是美國主流宗派與附屬的神學院被自由派神學壟斷的時期，普林斯頓神學院的保守派被逼離開，1929年創立威敏斯特神學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1930 、1940 年代，不僅長老會，浸信會也有自由派與基要派之爭，1940年代末，保守浸信會（今「浸宣會」）離開美北浸信會而成立。
面對自由派神學，福音派除了有一部分人士離開主流宗派另起爐灶以外，還有一些願意在主流宗派裏進行改革，或與主流宗派對話。富樂神學院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是此「新福音派神學」的代表。他們在1940年代末的目標是令人敬佩的﹕西方社會正面對人類文明的危機(world civilization in crisis)；教會應成立一所「西岸福音派的哈佛大學」，建立符合時代需要的思想，發表一些被學術界尊重的著作。可是，進入1960年代，富樂神學院放棄《聖經》無誤的教義，在David Hubbard領導下，成為一個超宗派，對自由派神學友善迪高等學府。（關於富樂神學院的蛻變，見該校委托George Marsden著的校史﹕Reforming Fundamentalism。）
1980年代起，其他福音派的神學院與神學家也效法富樂，努力在《聖經》研究和神學思想界上爭取發言權。結果，傳統的純正教義日益被忽略，連史托德牧師 (John Stott)也提出論據來反對「《聖經》無誤」這教義 （參﹕Evangelical Truth一書）。巴刻博士 (J.I. Packer) 說得對﹕目前全球神學家的共識是﹕《聖經》是一本人寫的書（見其對《聖經》無誤運動的著述﹕Truth and Power）。洛桑信約（The Lausanne Covenant, 1974）是代表全球福音派的信仰宣言，宣告《聖經》無誤是我們信仰的基石。1980年，福音派神學家蘭姆 （Bernard Ramm）發表他的新正統神學宣言（見他Beyond Fundamentalism，1980年出版），全面接受巴特的思想，可以說是「新福音派」正面接納新正統神學的代表作。1980-81年《今日華人教會》也有類似的文字，正面介紹現代（即﹕自由派）神學，卻沒有提出批判。上述的也正是今天華人神學界的現象。
蘭姆的新正統信仰告白至今快卅年了。過去廿多年，教會被各式各樣的世俗思想侵蝕，茲列出一些典型的主張﹕市場學與廣告學（教會增長學），世俗心理學（教牧輔導，以心理學左右輔導中《聖經》的使用），新紀元的冥想（所謂「內在醫治」等），對人類的樂觀（從「積極思想」的Norman Vincent Peale和 Robert Schuller，到今天的「成功神學」，如Joel Olsteen等）, 不承認上帝全知的「神的敞開性」神學（The Openness of God, 此書由IVP在1994年出版，代表人物是Clark Pinnock 與Roger Boyd，分別是加拿大和美國的浸信會神學家），和對罪的重新解釋（一位Biola大學的心理學教授竟然說，「罪」就是人的需要沒有被滿足！）。而面對教會的極度世俗化，福音派人士作出了什麼回應？
福音派的靈魂在哪裏？誰來建立護教的陣營，團結不同宗派與學派（包括浸信會，時代論，衛斯理宗，改革宗，宣道會，播道會，各種華人自立教會、宗派與差會等），聯繫所有相信《聖經》的默示與無誤的人士，向教會世俗化提出另類的聲音（其實是歷史上的正統、福音派信仰》，重建福音派教會的講台與教育事工？
現在是什麼時刻？是否我們醒過來的時刻？是否又一次宗教改革的前奏與黎明？
對我們福音派信徒而言，分析研究歷史的進展，分辨目前的歷史時刻，素來不是我們屬靈傳統的一部分。除了認清主必快來，我們必須脫離世界，努力傳福音，分別為聖，追求聖潔，我們的屬靈觀是分隔的﹕屬靈的管屬靈，屬世的管屬世，兩者毫無相關。近年來有了轉變。在我們眼前發生的事﹕天災人禍，回教的復甦，家庭與道德的崩潰，同性戀群體的政治力量，新紀元運動與異教的興旺，福音派神學與教會的無能，上帝的話在教會與講壇鬧饑荒，教會裏市場學大行其道，世俗心理學取代《聖經》輔導，上帝的兒女們饑餓，令人擔憂，我們不得不問﹕我們究竟處於什麼時刻？而我們自己的生活，和教會的事工模式，也不知不覺的越來越屬世。教會在世界裏，可是世界不可侵入教會裏。事實如何？
我們拒絕世俗文化，事實上卻被世俗文化侵蝕。我們像在鍋子裏的青蛙，水燒的越來越熱，卻不知自己將快被燒死。
I
現在是什麼時刻？
從西方思想與文化史來看，我們已處於後現代時期 (postmodernity)。「後現代」有別於「現代」，後現代批判現代文化，卻又是現代文化的延伸。「現代性」(modernity) 是什麼？現代文化自十六世紀文藝復興 （the Renaissance）開始，強調個人的絕對自主，拒絕服從權威（特別是宗教的權威），相信科學（嚴格說是迷信科學），相信理性。十七、十八世紀理性主義 (rationalism) 和實驗主義(empiricism)，是啟蒙運動 (Enlightenment) 的代表，是早期現代思想的象徵，代表人物是笛卡兒 (Descartes)，史賓諾沙 (Spinoza)，洛克 (Locke)，休謨 (Hume) 等。到1790年代，康德 (Immanuel Kant) 把人類理性和科學的自主再推一步，徹底拒絕權威，將宗教信仰與倫理道德置於理性科學範圍之外的所謂「真理界」，卻限制理性與科學探討事物的外表；至於真理（上帝，自由意志，永生，愛，倫理等），則不是人的理性可以知道的。康德是現代思想的分水線；十九世紀的哲學，可以說是後期的現代思想，都深受康德的影響，以主觀取代客觀，相對取代絕對，如浪漫主義 (Romanticism) 主張真善美是主觀的；唯物主義 (materialism, 代表人物是費爾巴哈Ludwig Feuerbach 和馬克思 Karl Marx) 拒絕承認靈魂與上帝的存在；歷史批判與《聖經》批判；達爾文的進化論等；到存在主義 (Existentialism，代表人物有祁克果Soren Kierkegaard與沙特Jean Paul Sartre) 和虛無主義 (nihilism) 結束。唐崇榮牧師說十九世紀所提倡的思想，廿世紀成為其實驗室，把這些拒絕真理的思潮付諸行動，因此廿世紀可說是「愚蠢的世紀」，真是一針見血。
後現代思想 (postmodern thought) 與後期的現代哲學 (late modern thought) 一樣，是徹底的人本主義，拒絕順服上帝與上帝話語的權威，相信人的自主，尤其是主觀的，感覺的自主。因此，拒絕正統《聖經》信仰的，篤信現代思想，例如深受存在主義影響的新正統神學（Neo-orthodoxy﹕ 巴特Karl Barth，布倫納Emil Brunner，托倫斯T.F. Torrance是代表思想家）的福音派人士，雖自認是「福音派」（比較準確的稱謂是「新福音派」Neo-Evangelicals），卻缺乏內在能力批判後現代思想。這點可以從過去廿年來香港某些華人神學家的言論和文章看出。他們致力面對當代思想，與普世神學界對話，可是不能提出從《聖經》出發的啟示，只能參與世俗神學界的討論，結果被世俗思想吞沒。如新派神學的開山祖士萊馬赫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一樣，他們的動機是可欽佩的，向現代知識分子作見證，試圖證明基督教信仰符合當代思潮，可是放棄了《聖經》絕對的權威，視《聖經》無誤等教義為過時，因此弄巧反拙。這是教會講壇鬧饑荒的重關鍵性原因之一。
後現代的典型宗教信仰是新紀元運動（New Age Movement，特別是指西方的後現代），相信人就是上帝，上帝就是人；上帝與宇宙同一，自然界就是上帝；而人類與自然界同一，是徹底的「一元論」 （monism）和「泛神論」。這方面的分析，可參考瓊斯博士(Dr. Peter Jones) 的網站﹕Christian Witness in a Pagan Planet (www.cwipp.org)。後現代的典型哲學思想是解構主義，其代表人物是達理達(Jacques Derrida)，相信「文本死了」，「作者死了」，「讀者死了」，意思是﹕宇宙裏沒有意義，文字沒有意義，作者原來的意思是找不到的。福音派神學家對解構主義最中肯的介紹，是三一神學院范浩沙 (Kevin J. Vanhoozer) 的 Is There a Meaning in This Text? （中譯﹕《神學詮釋學》，校園出版社，2007； 筆者認為范氏對解構主義太客氣，大可作出更強烈的批判與回應，可是他對解構主義的詮釋卻是詳細、中肯的，此書不可不讀。）
人類的靈魂在哪裏？誰帶領我們的下一代，教導他們「文本有意義」，我們可從研讀《聖經》開始，建立文字、話語的意義，進而建立人類的思想、文明？
II
現在是什麼時刻？
從中國歷史的進程來看，十九世紀鴉片戰爭（1839~42）以來，中國面對列強的侵略，在國際舞台面前「站起來」，洗脫國恥，這段歷史可說已經結束。目前中國和海外華人（「文化中國」）所面對的挑戰，與西方世界差不多沒有什麼兩樣﹕家庭與道德崩潰，生態危機，資本主義帶來的人與人之間的疏離，物質至上，享樂主義，貧富懸殊，能源危機，教育界面對「自我的一代」(the “Me” generation) 的無能，資訊的泛濫，和東方宗教的復甦（中國政府鼓勵拜孔子，等）。中國教會已從文化革命（1966~76）時代的農村家庭教會在受逼迫中復興時期轉化到城市教會時期。在今天的中國，城市教會如何，直接影響到農村教會如何。1978年開始浮現的「文化基督徒」（指在中國研究基督教的學者﹕Scholars in mainland China studying Christianity）已經邁向成熟，從早期的向西方尋找資料，初步翻譯的嘗試，到目前的經典翻譯和注釋，說明基督教作為一個社會制度，一個人類的宗教，已經從中國社會的邊緣進入到「主流的邊緣」(margin of the mainstream)。
在目前的中國，基督教內部的發展又如何？因為多年來福音派著重個人的宗教經歷，傳福音，教會增長，而忽略神學思想的發展，護教與對文化的批判與重建，因此目前最新的趨勢，乃是「新福音派神學」（neo-evangelicalism）在國內日趨重要，吸引城市裏的牧師與專業人士基督徒；強調活動，聯繫，人際關係，試圖脫離過去基要信仰的狹隘、關閉。過去卅年，中國教會受到普世教會的關懷、支持，已經從上一代的單純進入到功利主義和其他世俗的現象，和海外福音派沒有太大的分別。
中國的靈魂在哪裏？中國教會的靈魂又在哪裏？誰來為中國的靈魂哭泣？誰願意一個一個生命的，以上帝的話語建立中國人的靈魂，一個一個小組地建立中國教會的靈魂？沒有捷徑，只有努力耕耘的挑戰。
III
現在是什麼時刻？
從福音派教會與神學的趨勢來看，目前正是福音派教會逐漸（或快速）失去正統信仰的時刻。福音派的教會從宗教改革 (Reformation) 繼承了扎實、豐富的傳統，強調惟獨《聖經》（信仰生活最高的權威，教會不是），惟獨基督（神人之間唯一中保，聖人不是），惟獨恩典（人不可靠自己行為得救），惟獨信心（人不可藉聖禮或好行為得救），和惟獨為了上帝的榮耀（救恩，人生與整個宇宙的目標）。宗教改革第二代的英國清教徒運動（Puritanism, 1555-1710）將宗教改革所重新發現的純正福音（十字架，悔改的信息），向英國大小城鄉宣講，帶來整個社會的基督化，福音化。18世紀初有德國的敬虔運動（German Pietism, 是清教徒第三代的後裔），1730-40年代由衛斯理 (John Wesley) 和愛德華滋 (Jonathan Edwards) 作代表的「大覺醒」復興（The Great Awakening, 清教徒的第四代後裔），使英語，德語世界的教會得從《聖經》和與神直接的親密關係，經歷了更新，進而推動社會改革，海外宣教，普及教育，兒童主日學，廢除奴隸制度，慈善事業等運動。這是我們的屬靈遺產，福音派目前卻忽視它，因此我們正在失去我們的靈魂。
「福音派」一詞，原指離開天主教的基督新教（Protestantism），特別是德語與西班牙語世界。18世紀大覺醒運動之後，凡受到大覺醒運動影響的第二，三，四代英國基督徒，都被稱為「福音派」(the Evangelical Party)，如校園團契運動（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Students）的先祖西面（Charles Simeon，多年在劍橋市聖三一堂牧會，訓練學生，後來這些學生創辦了聖經公會，宣教差會等），終生致力廢除黑奴制度的英國國會議員William Wilberforce等。在美國，南北戰爭（1861-65）之前，多數牧師都關注社會改革，與傳福音並不對立，如Henry Ward Beecher （紐約市公理宗牧師，最著名講道家之一）與Jonathan Blanchard（惠敦大學 Wheaton College創辦人）等。內戰時期，改革宗長老會 (Reformed Presbyterian Church of North America) 領先經營「地下鐵路」(the underground railroad)，收藏、運送逃離主人的黑奴。
從上述的簡介可看出，「福音派」絕不僅是著重讀經、禱告、傳福音、過聖潔生活的基督徒，更不能被社會學家約化為「任何喜歡葛培理的人」 (anyone who likes Billy Graham)。福音派有《聖經》、神學、敬虔、復興、宣教、護教、社會服務與改革等的豐富傳統。可是1870年代起，自由派神學從歐洲打進美國的神學院，美國教會受到嚴峻的挑戰。回應自由主義，從《聖經》信仰從事護教的，首先有普林斯頓神學院的賀治 (Charles Hodge)與華爾菲德 (Benjamin Breckinridge Warfield, or B.B. Warfield)，直到1920年代該神學院（與長老會總會）被自由派人士壟斷。1898年，荷蘭首相（也是Free University of Amsterdam的院長，系統神學家）亞伯拉罕凱波爾(Abraham Kuyper)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演講，向美國教會呼籲，不要步歐洲教會的後塵；他大聲疾呼，說人類文明永遠是偶像敬拜和敬拜真神之間的鬥爭。1900年代，不同宗派、學派的福音派領袖在《基要》 (The Fundamentals) 的一系列書籍裏都發表了正統信仰的講述，是一個值得回顧、效法的跨宗派護教運動，建立一個宗派、學派之間的見證，重申純正信仰，聯合眾宗派的信徒。
福音派教會有否把凱波爾的信息放在心上？回顧歷史，我們不難看見1890年代是學生海外宣教志願運動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 簡稱SVM) 的黃金時期，慕迪 (Dwight L. Moody) 所宣講的簡單的福音（用獨立機構的形式，大型佈道的方法，避免教義上的護教，見George Marsden, Fundamentalism and American Culture 一書）對英美大學生的影響到了高峰，該運動的靈魂人物慕特先生(John R. Mott) 的口號是﹕「在這一個，我們的世代，把福音傳到全世界」 (The evangelization of the world in this our generation)。西方工業革命帶來社會上富裕，和貧富懸殊；英國的「維多利亞時期」是大英帝國的顛峰期 (“The sun never sets on the British Empire”)，宣教運動在這時刻把福音傳到中國，印度，非洲，拉丁美洲等世界各角落。聖經學校（Bible institutes），如宣道會的宣教士訓練學校(The Missionary Training Institute, 今Alliance Theological Seminary 與 Nyack College)，慕迪聖經學院（今Moody Bible Institute）得等紛紛在各城市成立。
可是，教會和宣教士的人數雖然日增，聖經學院在成長，教會的內部，特別在真理、教義上卻日趨腐爛。自由派神學首先進攻神學院（1870-1880年代），到了廿世紀初，已經在講台上看得出；1920年代是美國主流宗派與附屬的神學院被自由派神學壟斷的時期，普林斯頓神學院的保守派被逼離開，1929年創立威敏斯特神學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1930 、1940 年代，不僅長老會，浸信會也有自由派與基要派之爭，1940年代末，保守浸信會（今「浸宣會」）離開美北浸信會而成立。
面對自由派神學，福音派除了有一部分人士離開主流宗派另起爐灶以外，還有一些願意在主流宗派裏進行改革，或與主流宗派對話。富樂神學院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是此「新福音派神學」的代表。他們在1940年代末的目標是令人敬佩的﹕西方社會正面對人類文明的危機(world civilization in crisis)；教會應成立一所「西岸福音派的哈佛大學」，建立符合時代需要的思想，發表一些被學術界尊重的著作。可是，進入1960年代，富樂神學院放棄《聖經》無誤的教義，在David Hubbard領導下，成為一個超宗派，對自由派神學友善迪高等學府。（關於富樂神學院的蛻變，見該校委托George Marsden著的校史﹕Reforming Fundamentalism。）
1980年代起，其他福音派的神學院與神學家也效法富樂，努力在《聖經》研究和神學思想界上爭取發言權。結果，傳統的純正教義日益被忽略，連史托德牧師 (John Stott)也提出論據來反對「《聖經》無誤」這教義 （參﹕Evangelical Truth一書）。巴刻博士 (J.I. Packer) 說得對﹕目前全球神學家的共識是﹕《聖經》是一本人寫的書（見其對《聖經》無誤運動的著述﹕Truth and Power）。洛桑信約（The Lausanne Covenant, 1974）是代表全球福音派的信仰宣言，宣告《聖經》無誤是我們信仰的基石。1980年，福音派神學家蘭姆 （Bernard Ramm）發表他的新正統神學宣言（見他Beyond Fundamentalism，1980年出版），全面接受巴特的思想，可以說是「新福音派」正面接納新正統神學的代表作。1980-81年《今日華人教會》也有類似的文字，正面介紹現代（即﹕自由派）神學，卻沒有提出批判。上述的也正是今天華人神學界的現象。
蘭姆的新正統信仰告白至今快卅年了。過去廿多年，教會被各式各樣的世俗思想侵蝕，茲列出一些典型的主張﹕市場學與廣告學（教會增長學），世俗心理學（教牧輔導，以心理學左右輔導中《聖經》的使用），新紀元的冥想（所謂「內在醫治」等），對人類的樂觀（從「積極思想」的Norman Vincent Peale和 Robert Schuller，到今天的「成功神學」，如Joel Olsteen等）, 不承認上帝全知的「神的敞開性」神學（The Openness of God, 此書由IVP在1994年出版，代表人物是Clark Pinnock 與Roger Boyd，分別是加拿大和美國的浸信會神學家），和對罪的重新解釋（一位Biola大學的心理學教授竟然說，「罪」就是人的需要沒有被滿足！）。而面對教會的極度世俗化，福音派人士作出了什麼回應？
福音派的靈魂在哪裏？誰來建立護教的陣營，團結不同宗派與學派（包括浸信會，時代論，衛斯理宗，改革宗，宣道會，播道會，各種華人自立教會、宗派與差會等），聯繫所有相信《聖經》的默示與無誤的人士，向教會世俗化提出另類的聲音（其實是歷史上的正統、福音派信仰》，重建福音派教會的講台與教育事工？
現在是什麼時刻？是否我們醒過來的時刻？是否又一次宗教改革的前奏與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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