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名改革宗教會的成員，我知道有某些教內人士對“改革宗”幾個字很反感，甚至曾有人建議我所在的教會取消“改革宗”的名稱，理由是“基督教就是基督教，還要加什麼‘改革宗’？”。但教會總得有個名字呀，如果刪除“改革宗”三個字，而變成“基督教XX（地名）教會”，那豈不是顯得很自大？
不過，這種否定宗派、認為“宗派”就是“宗派主義”的意見，“有些是源於對宗派可能帶來的‘狹隘排他’的擔心”，有些是出於對神許可宗派存在的無知，有些是出於舊有的神學立場，而產生的對改革宗信仰與改革宗神學（歸正神學）的抵觸和偏見，“但有些是出於不肯受約束的悖逆之心，喜歡‘無宗派’帶來的‘無紀律’；還有一些人出於驕傲，以為自己可以‘超越一切的宗派’，對真理有最純粹的認識，他們對宗派的反感，其實是他們驕傲的心不肯降卑的證據罷了”。（注：本段雙引號加色部分，轉引自一位主內弟兄對“宗派”的評述，文中的“無宗派”幾個字，只是對某些在“宗派”問題上持極端態度的人士的評論，並非對所有“無宗派教會”和“無宗派信徒”的論斷，相反，我和這位弟兄，對在基要信仰上沒有偏差的“無宗派教會”和“無宗派肢體”，持尊敬與接納的態度。）
“福音派”（evangelical）這個名稱，源於十六世紀，1520年代尤其盛行，代表初期的改教主義者企圖擺脫中世紀後期的教會信仰與實踐，歸回聖經的一場運動，馬丁。路德的支持者們就很喜歡自稱為“福音派”。
十八和十九世紀的宗教奮興運動，在歐洲和北美產生了廣泛的“保守福音主義”聯盟。而現代意義上的“福音派”，是自1930年代以來，美國主要由普林斯頓神學院新約教授、改革宗長老會信徒梅欽等人發起的抵抗自由主義（現代主義、新派、不信派）神學的“基要主義運動”後期，一些極端保守的“基要主義者”固執認定時代論（包括前千禧年論）、“完全的字面解經”、“六日創造論”、浸禮的唯一合法性、反世俗文化、反文化使命與社會關懷等次要問題，逐漸變成“教會分離主義者”，一批持較為寬泛、溫和立場的教會領袖與神學家，從“基要派”中分離出來，所組成的跨教會、跨宗派的一場“福音主義”運動。
這場延續至今的“福音主義”聯盟運動，包括了改革宗長老會、信義宗（路德宗）、浸信會（包括改革宗浸信會）、衛理公會（循道會、循理宗）、改革宗（狹義，指荷蘭等歐洲國家並延伸到北美的側重以《海德堡要理問答》、《比利時信條》、《多特信條》為信仰告白和信條規範的教會）、公理宗（清教徒宗派，加爾文主義者）、基督門徒派、聖潔團體、五旬節派和其他許多教派。因此，“多元化”是“福音派”內部的特色。
現代意義上的“福音主義”的主要內涵有四個核心：
1、聖經的權威性與自足性；
2、基督在十字架上代贖之死的獨特性；
3、個人歸信的必要性；
4、傳福音的必需性、恰當性和迫切性。
（紅字部分引自麥格夫《歷史神學》中譯本第309頁，趙崇明翻譯，天道出版社出版）
就這個意義來說，改革宗（廣義，加爾文主義者）本來就是福音主義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並因著其信仰的純正性、生活的敬虔性，而在其中發揮教義與成聖方面的示範與中流砥柱的作用。當然，我們也承認，十九世紀以來，在福音的傳播方面，廣義改革宗各宗派的表現，並不是最出色的。
我個人認為，雖然福音派對二十世紀以來的福音廣傳、對普世教會的發展與擴張貢獻巨大，但是，福音主義運動自身存在的幾個問題，是包括改革宗在內的全體福音派人士需要反思的：
1、作為超宗派的一場運動，從來沒有過明確、系統、有所本的教會論，甚至認為新約聖經並沒有制定一套正確的教會治理模式，使得信徒的教會觀模糊、淡化，並使教會、聖職的權威逐步降低；
2、過度強調個人的歸信以及個人與神之間的關係，導致基督徒群體生活的冷淡，加上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侵蝕，產生了許多沒有教會歸屬與特定牧養的所謂“單體基督徒”（如“文化基督徒”）現象，削弱了教會作為基督身體的能力；
3、由於宣教、傳播福音最火熱的，主要是受阿米念主義或修正阿米念主義影響的一些宗派，導致部分“福音人本化”、“福音與律法失衡”（主要是“反律主義 ”）的現象，甚至到了不指責罪惡、到處求人信主、不認罪悔改、不相信“身體復活”就可以歸信的“廉價福音”的地步，放低甚至廢除了救恩的門檻，在相當程度上損毀了教會的根基；
4、一些原本跨宗派的宣教機構，逐漸成為“不是教會的教會”，其神學、教義模糊、混亂，甚至是打著“反宗派”、“反組織”、“反系統”的旗號，成為一些地區最大、最封閉的宗派系統，阻礙了基督身體的合一；
5、另一方面，“福音主義運動”本身是一場跨宗派的“教會合一運動”，由於標準過於寬泛，導致福音派內部泥沙俱下，各種極端派別都有，且延伸出許多異端教派，也都自稱“福音派”。而且，福音主義運動的合一主張，在推進普世教會合一運動方面，有正面的貢獻，也有反面的世俗化與混雜化的傾向及後果；
6、福音主義運動的極端一翼，與世俗文化、政治、經濟混雜，產生了諸如新正統主義、神死神學（二者皆是與存在主義文化混雜）、社會福音（與社會主義理論混雜）、解放神學（與MKS主義學說混雜）等極端或異端神學思想；
7、 1940年代末產生的以富勒神學院為基地、以奧肯加、伯那德.蘭姆(Bernard Ramm）等神學家為代表的“新福音派”，在“聖經無誤”的問題上漸行漸遠，偏離了正統信仰，造成了“福音派”這個名詞的含義混亂，是“福音主義運動”的一個敗筆。
有意思的是，“福音派”本來是從“基要派”中分離出來的，就是要有別於固執認定時代論（包括前千禧年論）、“完全的字面解經”、浸禮的唯一合法性、反世俗文化、反文化使命與社會關懷等次要問題的“基要主義分離派”。然而，在當代華人教會的語境之下，一些“極端基要派人士”卻以“福音派主體”自居，處處責難改革宗，說改革宗不承認自己是“福音派”，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吊詭的現象。
而且，在宗教改革前期，整個基督新教就只有更正教（基督新教）的路德宗、改革宗，以及部分原先追隨宗教改革先鋒威克裏夫和胡司的信徒。 要推算“家譜”的話，路德宗和改革宗應該算是整個更正教（基督新教）的“開山鼻祖”。按照某些“極端基要派”和“福音派”人士的邏輯，路德宗和改革宗的肢體，是不是可以質問以後分出來的各個宗派，也說他們是“數典忘祖”？改革宗是不是也可以質問這些“極端基要派”人士，忘記了當初作為“基要主義運動”主要發起人的梅欽等“改革宗前輩”，是不是也是“數典忘祖”？
因此，我個人的意見是，面對神在華人教會興起的“歸正運動”，改革宗的肢體們沒有必要刻意從歷史的“福音派”中分離出來，因為改革宗本來就是“福音派”的一員，而且是在信仰、神學、護教上起著中流砥柱作用的一員，福音主義的核心主張，也是改革宗所認同並堅持的；同時，改革宗肢體也沒有必要否定自己是“改革宗”，而只自稱“福音派”，以此來減少一些教內人士對改革宗神學和歸正神學的誤解、抵擋所帶來的壓力。這樣，我們一方面可以避免與其他宗派肢體的對立和隔閡，另一方面可以保持我們所堅持的“加爾文主義”的特色。
同時，改革宗人士也要注意以上所說的“福音主義運動”中存在的種種偏差，更要注意與否定“聖經無誤”的“新福音派”相區隔，並與其“否定聖經無誤”的錯謬思想作鬥爭，才能夠在華人教會的歸正運動中，增強自身的“免疫力”、“凝聚力”與“戰鬥力”。 如此，才能更好地服侍神的眾教會，因為，這才是“歸正運動”和改革宗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