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很多抗羅宗新教徒，包括一些福音派領袖的看法，宗教改革可能已經結束了。在一個世俗主義猖獗，好戰的伊斯蘭教，以及道德相對主義的時代，肯定的是把我們團結的一起的問題要比我們的分歧要大。看起來今天很多宗教改革的傳人厭倦了繼續那些年代遠久的戰鬥，大部分的教會會眾甚至弄不清楚什麼是衝突的爆發點。一些關於教皇、馬利亞和聖人的事？還是別的什麼事情？

在這件事上，調查顯示大多數福音派基督徒信守的得救觀，甚至要比羅馬天主教的官方立場還要糟。儘管不可否認的是，加爾文對西方歷史有很大衝擊，但人是否普遍認為，那些對加爾文來說迫在眉睫的問題，在當代基督教信仰中是否還有重大意義，這就根本說不清了。

我要承認，對“紀念加爾文500周年誕辰”這整件事我一直是有一點點不安。我不肯定一位像加爾文這樣嚴格以神為中心的神的工人，一個要求用裝在一具普通松木棺材裏面，葬在一塊沒有標記的墓地裏的人，對所有這些關注會有所領情。我甚至更稍為肯定，他是不會認同所有這些試圖出於一切錯誤理由，要把他變成一個重要人物的嘗試。在這一方面，一些人把加爾文說成是日內瓦的暴君，另外一些人則把他說成是現代自由，以及各種其他事的先鋒，而這些和這位改教家所關心的事充其量只不過是有扯得很遠的關係而已。

加爾文最關切的問題，恰恰也使他更具有現實意義，超過他可能偶然、或者不經意為改良西方文化所做的一切。就我盡力所能理解的，加爾文關心的是父在子裏藉著聖靈向罪人顯明的溫柔憐憫。我認同華腓德的判斷，就是加爾文更關心神身為父的作為，勝過關心祂的主權。加爾文關於聖靈強有力的教義，在每一個神學話題上都留下印記。至於在這一切當中的“在基督裏”的這部分，這是我能想到的最接近加爾文“中心教義”的事情。

宗教改革結束了嗎？

不是出於對五個世紀的分裂有任何回味，而是出於關心那是教會生存、合一和使命的唯一源頭，我們在問，經過五個世紀之後，約翰•加爾文是否仍具有現實意義時，相當近期出現的幾條新聞是值得我們留意。

美國的報紙最近一致刊登了關於梵蒂岡舉辦“聖保羅年”的消息。大多數文章的關注點，就是教皇決定為了慶祝這位使徒誕辰2000周年而向人提供“大赦”。保羅最廣為人知的，是他廣傳白白的恩典，對任何要傳別的福音的教會嚴加譴責，而他的誕辰是用提供赦罪來慶祝，其諷刺意味真是到了極致的地步。這特別的周年慶祝要一直持續到2009年6月。按照梵蒂岡網站的說法：

羅馬教宗向普世教會賜予的大赦恩賜，真正鋪平了獲得至高程度內在潔淨的道路，這在尊崇蒙福的聖保祿宗徒（即使徒保羅，譯者注）的同時，提升了信眾的超自然生命，溫柔鼓勵他們行善……[如此行之祈求者] 要得著全大赦，一旦獲得因領聖體而得的對任何輕微過錯的原諒赦免，即得免除因罪過而受的暫罰… …基督徒信眾可以按照履行所要求條件的次數，不受限地為自己和去世之人從全大赦中得益，但不得違反一天只能獲得一次全大赦的規範。

梵蒂岡也清楚列明瞭獲得大赦的條件。那些辦告解，令聖體，前往羅馬的聖保羅大教堂朝聖，“虔誠地誦念天主經和信經，熱心呼求童貞聖母瑪利亞和聖保祿……並為至高教宗的旨意禱告”的人要得到赦罪。他們若“按完全脫離任何犯罪傾向的精神”如此行，並在這個“保羅年”內“熱心參加宗教儀式，或公開敬虔尊崇這位外邦人的宗徒”，就可以得以縮短在煉獄裏的時間，最大可以得到完全的免罪。

提醒一下哪一位可能不記得的人，羅馬銷售贖罪券，建起了聖彼得大教堂，觸發了路德發表《九十五條論綱》。自從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羅馬禁止了直接支付金錢，但愛心捐款成了補贖的一部分，有助贖罪。加爾文和路德一樣抨擊贖罪券，不僅僅是因為它為救恩濫開價，還是因為對福音可怕的扭曲導致了這種滑稽的表演。

來自梵蒂岡和普世信義會聯合會（Lutheran World Federation）的代表經過多年討論之後，雙方於1998年宗教改革紀念日簽署了《關於因信稱義的聯合聲明》。這份聲明的結論就是，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不再分裂教會，因為每一方的譴責不再適用在對話夥伴方身上。只是因為信義宗這一方不再堅持十六世紀中羅馬天主教天特會議定為有罪的觀點，梵蒂岡才承認這個結論為有效。應當指出的是，普世信義會聯合會像世界改革宗教會聯盟（World Alliance of Reformed Churches，又譯為世界歸正宗教會聯盟，譯者注）一樣，代表的是路德宗更自由派的分支。然而與它們對立的認信組織（包括美國密蘇理州路德會，the Lutheran Church Missouri Synod）拒絕承認這份聯合聲明，因為它們仍堅持被天特會議定為有罪，由所有天主教教會教導後來重新確認為有罪的觀點。

然而在這歡慶當中，梵蒂岡的促進基督教合一教宗委員會發佈了一條警告聲明。這聲明在一開始的地方表揚了這份聯合聲明宣告的一致意見，但接著補充說，“然而大公教會仍認為，我們仍不能說這樣的一致意見將要消除天主教徒和路德宗信徒在對稱義認識方面各樣的分歧”（L’Osservatore Romano 週刊英文版，1998年7月8日）。教宗委員會引用天特會議的決議提醒羅馬天主教教徒，他們一定要堅持“永生同時是神為善行和功德賜下的恩典和賞賜。”

唯獨基督

約翰•加爾文認為自己是一位大公教基督徒，只是希望改革教會，使它重新回到使徒的真道和實踐當中。他從來沒有離開羅馬教會，而是和所有其他跟從“福音之道”的人一道被逐出了教會。加爾文也認為自己是馬丁•路德的學生，儘管他表現出一種罕見、自成一派的釋經能力，給宗教改革運動帶來了更深的洞察力和精煉進深。

和路德及其他改教家一樣，加爾文強調人一出生臨到世上即落在神的忿怒之下。每一個人都想通過自己的行為、敬拜、臆測和敬虔的經歷上升到神那裏，但是加爾文警告說，離開了道成肉身的子，任何要到父面前來的途徑都沒有好結果。從《基督教要義》摘引的一系列聲明，使我們可以認識到加爾文集中的強調：

我們的處境非常可憐，除非是威嚴的神降臨在我們當中，因為我們不能上達於神。因此神的兒子必須成為以馬內利，即是神和我們同在；這樣，神性和人性兩者才能達到聯合（否則彼此不可親近），好叫我們希望神將與我們同在。我們如此的卑污，神如此的聖潔，兩者間的距離有這麼大。即令人們無罪，但以處境的卑微，如無中保，實在不能接近神（卷二12章一）……由這個保證，我們可以相信，我們是神的兒女，因為那本來為神的兒子從我們的身體取得身體，從我們的骨肉，取得骨肉，這樣就成為和我們一致的。我們所特有的，祂不拒絕，因此祂所特有的，我們也可以得著；因此祂和我們同樣可以在一方面是神的兒子， 一方面又是人的兒子（卷二12章二）……因此，為要使我們的信仰在基督裏面找到拯救的堅固基礎，而依靠祂起見，我們就要證實一個原則，即是父所分派給祂的任務包括三種，就是先知，君王，和祭司的任務（（卷二15章一）……總而言之，自從祂取得奴僕的身分，祂便開始付救贖我們的代價（卷二16章五）。

功德的寶庫是在基督裏，而非在教會中，祂向所有憑信心把自己投身給祂的人白白分發這功德。儘管教會之外無救恩，但救恩也不是出於教會。儘管教會是“信眾之母”，她卻不是信心的來源或對象。

加爾文向羅馬和重洗派發出挑戰，因為他們鼓勵人只是為了某些恩賜而仰望基督。我們在天上基業中擁有的一切，是賜給每一個相信之人的，是 extra nos (在我們之外)，唯獨在基督裏的。他在一段動人的話中作見證說：

我們既知道我們的整個救恩與救恩的各部份都包括在基督裏面，我們就當小心，即使最微小的事也不可從祂奪去。如果我們要尋求救恩，耶穌告訴我們，救恩就在祂裏面；如果要尋求靈的其他恩賜，這些恩賜在祂的恩膏中可以找著；要力量，就得在祂的統治權中去找；要純潔，就得在祂的成胎這件事上去找；要寬宥，就得在祂的降世中去找，祂藉著誕生在各樣事上和我們相似，祂能同情我們；如果我們要尋求救贖，就得在祂的受難中去找；並在祂的被定罪中求罪的赦免；在祂的十字架上消除咒詛；在祂的犧牲中求贖罪，在祂的寶血中求潔淨；靠祂的降在陰間求複和；靠祂的埋葬克制肉體；在祂的復活中求新生的樣式與不朽；靠祂的升天承受天國的產業；在祂的天國中求保護，安全，豐富與一切的幸福；要對審判有一個無恐懼的指望，就得在交付與祂的那審判的權威中去找。總之，各種幸福都集中在祂裏面；我們應當不求其他來源，只從祂的寶庫中去支取(《基督教要義》卷二16章十九)。

對加爾文而言，基督不是達到一個目的的一種手段。祂不僅僅是人當效法的一個偉大榜樣，從忿怒到恩典的一座重要橋樑，使我們可以去到別的山上，攀登去得屬靈的祝福。祂是源頭、手段和目的。“使徒不是說基督被神差遣來幫助我們達到義，而是祂自己就是我們的義” (《基督教要義》卷三15章五)。

這位改教家在寫給在法國殘暴逼迫教會的法王法蘭西斯一世的《基督教要義》題獻中呼籲道，

承認自己無德，要靠神充實，承認自己是罪惡的奴隸，要靠祂解放；承認自己盲目愚昧，要靠祂啟迪，承認自己是跛子殘廢，要靠祂引導；承認自己軟弱，要靠祂扶持；而且我們自己要拋棄一切的榮耀，只歸榮耀於神，並在祂裏面得著榮耀，除了這些以外，還有什麼更合乎信呢？當我們提起這些和其他類似的事時，他們又加以阻撓，埋怨我們這樣作是顛覆了他們的所謂本性的光明，準備、自由意志、獲得永遠拯救的義行，和諸般分外功德，因為他們不願把一切良善力量正義和智慧的讚美與榮耀都歸之於神。但我們不曾見過任何人因太自由地吸取生命的源泉而受譴責。 (《基督教要義》，至法王法蘭西斯一世的題獻)

改教家們並非標新立異之人；是中世紀的教會在用一串不斷的新奇做法敗壞基督聚會的敬拜和教義。“保羅曾經說過，‘耶穌基督死是為我們的過犯；復活，是為叫我們稱義’，凡知道保羅這教訓之古香古色的人，就不會以我們為新奇。”（《基督教要義》）

加爾文相信全部聖經都是指向基督，具體來說，是指向基督為罪人的死和復活的：“我們每次把（聖經的）聖書卷拿在手裏，基督的血就應當浮現在我們的思想當中，仿佛它全部的神聖教訓都是用這血寫成的一般” (《摩西最後四卷書》，卷三，320頁)。在他的《哥林多前後書注釋》中他寫道：”信徒所有的智慧都包含在基督的十字架中” (I:74)。在進一步解釋保羅的話時，他補充說：“沒有審判台如此威嚴，沒有寶座如此宏偉，沒有得勝的展示如此突出，沒有戰車如此得抬舉，是比得上基督在其上制伏死亡和魔鬼的那刑架” (《腓立比書，歌羅西書注釋》，191頁)。

稱義：“所有真信仰圍繞其轉動的中樞”

至少從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以來，抗羅宗對保羅的研究就出現了一種傾向，把稱義看作是這位使徒的神學的一個“附屬坑口”。路德和加爾文的一些繼承人按照這種傾向，努力要弱化稱義在諸位改教家教導中的中心地位。.

然而，在改教家們對保羅論述的思考中，這種傾向是註定要失敗的。按照加爾文的說法：“稱義… …這是支持宗教的樞紐” (《基督教要義》卷三11章一)，是“一切敬虔之和” (《基督教要義》卷三16章七)。 “每次對此的認識被取走，基督的榮耀就被熄滅，信仰就被廢除，教會就被摧毀，得救的指望就被徹底推翻了”(加爾文對紅衣主教沙杜裏多（ Sadoleto）的回應，記載於《短論集》卷一41頁)。“因信稱義和因行為稱義之間沒有任何居間之事”(詩篇注釋》卷五，251頁)。另外，“不論人想怎樣努力，把自由意志的權力混入神的恩典中去，不過是叫恩典腐化而已，正如人以污穢的或苦的水去沖淡好酒一般”(《基督教要義》卷二5章十五)。“所以我們認為稱義便是為神所接納，神把我們當做義人；也可以說，稱義是指赦罪和依靠基督的公義” (《基督教要義》卷三11章二)。

加爾文相信整本羅馬書可以概括為是在說，“人類惟一的義是借著神在基督裏的憐憫，就是借著福音所提供，由信心所獲得的”(《羅馬書注釋》，約翰•歐文翻譯編輯，由大激流市貝克出版社於1996年再版，29-30頁)。加爾文明白，信心除非被神關於唯獨在基督裏，唯獨藉著信心無條件赦罪（無條件眷顧）的應許牢固保護，否則就絕不能得安穩。他這樣解釋羅馬書第4章：

我們也應當記得，我們和亞伯拉罕處於同一的情況之中，我們都是違反神的應許。祂把靈魂不朽應許給我們，然而我們卻被死的毀滅性與腐朽所包圍。祂稱我們為義，然而我們卻滿身罪惡。祂證明祂以憐憫恩慈對我們，然而外面卻有祂的忿怒威脅我們。我們怎麼辦呢？我們必得閉住眼睛，忘記自己和有關自己的事，如此就沒有任何可以阻礙我們，叫我們不信神為真實。…… 假如稱義是指著新生的樣式，那麼祂為我們的罪死，就是說祂為我們獲得的恩典是要制服肉體，絕對沒有這個意思… … 因此保羅還是在討論歸算的稱義。(同上，180，186頁)

信心

正如“神”和“基督”這兩次詞在當代生活中失去了它們大部分的具體含義，同樣“信心”已經成為信仰承諾的一個泛稱。對許多人來說，它只不過就是對生活的一種積極看法而已。然而加爾文認識到信心是“對神向我們所懷為父一般善意的確鑿和堅定認識，正如祂在福音中所宣告的，為基督的緣故祂要作我們的父和救主” (《日內瓦教理問答》，1536，記載於《短論集》卷二132頁)。“信心是對神的仁愛的一種不變而確實的認識，這認識是以基督那白白應許的真實為根據，並藉著聖靈向我們的思想所啟示，在我們心裏所證實的” (《基督教要義》卷三2章七)。這不是說我們因信稱義，仿佛信心本身是我們得神眷顧的根據。信心沒有內在的功德。“關於稱義，信心不過是被動的，不能帶來任何功勞，以討神喜悅，卻惟獨從基督領受我們所必需的”(《基督教要義》卷三13章五)。不靠任何可能改良我們內在道德光景的功德或行為，“信心以別人的義來裝飾了我們，這就是從神那裏求來的義” (《羅馬書注釋》，159頁)。實際上，信心在今生絕不能成為完全。“其實每一個人的信仰總混雜著一些不信的成分的”(《基督教要義》卷三2章四)。“我們的信心絕非完全；… …我們的一部分是不信的人” (《符類福音注釋》II:325)。

那麼信心並不是一種對神或對祂的真理的單純認識；它也不是一種簡單的相信，相信神是真理，祂的話語是真理；信心而是對神的憐憫的一種確鑿認識，是從福音領受，帶來在神面前良心的平安，思想的安寧。那麼事情的總括就是這樣，如果得救取決於遵行律法，如果我們被遣送回到行為那裏，尋找得救的原因或確定，人就不能對得救有確定，是的，神向我們所傳的一切應許都要變成無效：我們必然就變為悲慘失喪……因為除了報應，律法不生出任何別的東西，它不能帶來恩典 (同上171頁)。

依靠聖靈藉著福音大能動工，因信與基督聯合，信心就既看見稱義，也看見成聖。基督不僅是得救脫離對審判的恐懼，確信與神相和的源頭，還是挫敗罪的捆綁的源頭。

我們雖然可以對這二者（稱義和成聖）加以區別，但是它們在基督身上卻是不可分的。那麼，你願意從基督那裏得著義嗎？你就當首先得著基督；但是，你若不與基督一同成聖 ，你就不能得著祂；因為基督是不可分的（林前1：13）。因此，主既預備給我們享受這些福澤， 祂必把祂自己賜給我們，所以祂把二者都賜給我們，欠一不可。因之，我們知道我們的稱義並不是沒有善行，只是不依靠善行，這是何等的真切，因為我們既與基督聯成一氣，由基督稱義，這當中所包括的是兼有成聖與稱義(《基督教要義》卷三16章一)

所以羅馬天主教指責宗教改革因信稱義的教義是一種“合法的虛構”，是切除成聖的一切盼望，這種指責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基督是由於神的慈愛而賜給我們的，我們對祂的認識完全是憑著信。我們之有份於他有兩種利益：第一，由於祂的純潔無疵，我們得與神複和；我們在天上所有的是一位仁慈的父，而不是一位法官，第二，我們既藉著祂的聖靈成聖，即可一心追求生命的純潔和完善” (《基督教要義》卷三11章一)。

“其實我們承認信心與善工中間的必然關係，所不同的是我們不把稱義歸給善工，卻歸給信心。假如我們的信心是歸向基督，而只從他那裏吸取一切能力；那麼，我們的理由是很容易說明的”(《基督教要義》卷三16章一) 。

“從我們所已經討論的，我們知道世人是如何的無善可陳，且亦缺乏一切得救的手段。因此，他們倘若要求拯救，就必須離開自己，而從別處去求。繼又論到主如何自願地將自己在基督身上表現出來，在基督裏叫我們由患難轉為福樂，由貧窮變為富足；且藉基督把天堂的寶藏啟示給我們，好叫我們的信心完全以祂的愛子為念，使我們的一切盼望朝向著祂，使我們的一切盼望都在祂裏面得滿足。這誠然是一個秘密而深奧的哲理，不能由普通的邏輯推斷；但是那些眼目為神所開啟的人卻能完全懂得，因為在神的光明裏，他們才見得到光明（詩36：9）” (《基督教要義》卷三20章一)。

另外，這種聯合不僅帶來立刻擁有稱義和成聖的開始，它還帶來得榮耀的盼望：“我們與基督的屬靈聯繫不僅僅在靈魂方面，這也在身體方面”(《哥林多前後書注釋》I:217)。 簡單說，為要得著所有拯救的益處而緊緊抓住基督，我們就確信我們要在末日復活，無需通過煉獄。

所以，正當羅馬用大赦慶祝“聖保羅年”的時候，全世界許多所謂的改革宗和長老會團體正在紀念加爾文和他的遺產，同時卻在埋葬、遮蔽或否認那窮盡他精力的中心資訊。只有他們所傳的福音是真福音，這些改教家在今天才有現實意義。如果這是真福音，那麼宗教改革就還沒有結束。確實，我們一定要開始一場新的改革。我們尊敬眾使徒，以及歷史上其中一位最佳詮釋他們思想之人的最好方法，就是復興和釋放他們作為先鋒引入的革命性資訊。

刊登于《加爾文500周年：他還重要嗎？》，《當代改革》（Modern Reformation）特刊卷18，7號，2009，3-7頁）
原文可見：http://www.monergism.com/thethreshold/articles/onsite/calvinrelevant.html